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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五环外OUTSIDE，作者｜刘奕然，编辑｜车卯卯

在一线城市，大部分打工人都会在周日晚上久久徘徊不肯入睡。

因为第二天，又是新的轮回的开始。

每一个在城市平均收入左右徘徊的江浙沪白领，对上班这件事总有着强烈的厌倦。讨厌通勤、讨厌打卡、讨厌和工作无关又躲不开的办公室人际关系。

所谓的职业生涯的底色不过是自己对生活的妥协。

上班的时候，每个月的薪水中一半才是付给工作的酬劳，另一半是精神补偿费 ，虽然这种补偿有点微不足道。

自由职业，在很多需要严格遵守上下班时间的打工族眼中，像一个适合年轻时期的备用退休计划。

理想中，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就意味着不用忍受高峰期地铁、便利店的10元早餐、见面要互相叹气的同事和开不完的早会。自由职业者即便是工作，也要在自然醒后吃完早午餐就着阳光工作到日暮。

仿佛只要这样，工作就不再是维持生活而是真正去生活。

但在被美好生活幻想冲击后，年轻人也别急着做出决定，精神内耗这种时代病，二舅治不好，自由职业也治不好。

杜斐曾经幻想过无数个辞职场景，其中没有一个结尾像真正辞职那天一样平静。

最后一天，她正常上班下班关机打卡，文件上传到公司网盘就算完成了交接仪式。从写字楼出来甚至没有成为“自由人”的激动，当时只是提醒自己千万别转头向后看——这叫永不回头.

离职前最后一天杜斐特意作为全公司最后一个离开的人

她的人生从此和上班彻底割席。

裸辞确实是件需要勇气和底气的事，杜斐的底气来自于银行卡里够付一年上海的房租，以及平时用来补贴生活的写手兼职。

实际上在裸辞前，杜斐是为自己想好了退路。准备先用第一个月试水，如果自由职业行不通就重新开始找工作。她很快发现，几份稿件就能让她攒足了当月除房租在内的生活费。辞职后的第一个月里杜斐对生活有了新的领悟，整个月中实际工作的时间加起来只有6天。

当月推掉了几份约稿，把剩余的时间和收入都花在了无所事事和喝酒上，以及工作日在闵行体育公园里晒太阳。

“刚辞职的时候很沾沾自喜，觉得破解了生活方式的新地图，我每天都在外面玩，故意选在周一拍下照片发到朋友圈里，那是我几年里第一次没分组屏蔽任何人。”

快节奏城市过一种慢节奏生活的奢侈行为，似乎是自由职业者最大的福利。

《2021年自由职业者调查报告》中显示，自由职业者年龄更多在25-30岁之间，且73.6%的自由职业者是女性。19年人民调查问卷中显示，67.4%的非自由职业者很想成为自由职业者。

杜斐勇敢的跳出这六成后的前两个月里，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愉快。

自由会让人发展为两个极端，自律或散漫。

人在没有外界约束的情况下，时间的绝对自由会让人放松警惕，杜斐变得无法适应工作状态，对“自由”拥有强烈的戒断反应，病情主要体现在工作的时候猛烈发病，需要通过出门玩或者躺下玩手机来治愈。

“那个时候每次工作之前都希望有人能给我往大腿上扎一针肾上腺素。”

杜斐由于懒散的生活习惯频繁拖稿后搞砸了两份工作，而自由撰稿人，是所有自由职业者中非常庞大的一个分支，有35.86%的人群比重，仅高于自媒体博主。

存款也因为对生活的放纵迅速减少，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都没有收入。

杜斐发现如果这样下去将无法支付下半年的房租，自由职业生涯从这里开始终于有了危机感。在那个时段，她能找到的写手工作报酬只有千字20，她觉得这太荒谬了，骂原创者不带脏字，自己哪怕挨饿也不会做这样的工作。

过了几天她又认命似的重新点开这则工作询问，对方回答：已经招满。

经过长久又密集的投稿，终于有合适的工作重新找上来。即使很多工作并不是她喜欢并且愿意做的，但这个时候她已经没有多少选择权。

“杀手有偿替人报仇，我有偿替人吹牛，我安慰自己，这个工作状态也挺酷。”

自由职业的弊端在这个时候彻底找上门——完全没有上下班概念可言。

工作找来时不管你是不是正要睡觉或者正准备出门，杜斐也完全可以拒绝，但拒绝一次下次人家就未必会找你，想要吃饭，就要接受。

自由职业收入也很不固定，很多时候还真不取决于勤奋与否，这个月赚的够两个月花，下个月可能一分钱都进不了账。

焦虑和孤独每日剧增，抽空去看《花束般的恋爱》没法被爱情打动，只惦记自己还有没写完的稿子，入睡前才抓到一点男主工作后把感情和爱好全抛在脑后的共情影子。

为了工作效率，杜斐在花800在徐汇的共享办公空间里租了个移动工位，每天花在那儿的时间6个小时打底。走出写字楼后又走回了写字楼，并且每天工作的时间也不止6小时。

杜斐自嘲：原来自由职业最大的改变就是能错开地铁高峰期

年底杜斐鼓起勇气算了算年度收支，发现每月平均下来和上班时期差不了多少，甚至还要再少些。

真正做了自由职业者才会发现，自由职业中的自由是相对的，有时候杜斐也问自己这样值得吗？但也会自问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吗？

“我做了两年的自由职业者，要不要重新找个班上的火苗刚燃起就熄灭，旅鸟难归笼。很多上班的朋友经常说很羡慕我，千万别羡慕我，我也很羡慕你。”

乔炜刚毕业不到两年，关于未来，唯一清晰的规划就是坚决不回老家。

到南京上学的第一年发现别人听说他老家是哪的后还要再追问一句“是哪个省？”，在这之后为了省事只要别人问他就只回答：陕西的。

老家给他的印象只有一天三顿的高碳水和晚上八点以后就没处去，对他来说最对口的工作就是在电脑城当维修工。大四最后一学期他求爹妈掏钱给他在南京租了套房子，几乎问过所有中介“长租能不能便宜点？我说的是租个几年。”

在距离毕业三个月的时候他也曾经为自己找到过一份实习工作，一周内迟到了四次，在一次被催促上交周报的时候选择提前结束自己的实习生涯。

“我实在没办法上班，辞职当天我甚至想找导师申请延毕。”

开始做游戏主播，是乔炜焦虑与百无聊赖结合下灵机一动的产物。游戏对他来说始终像是一个躲避现实的网络避风港，他想在这段时间里填补一下时间和内心的空虚。

第一次直播之前乔炜为自己做了几天的心理建设，但真正直播的时候发现一共7个人观看，其中3个是他找来的朋友，另外4个是机器人。一切都和预想中的都太不一样了，他发现直播是件纯粹的体力活，坚持日播了一个月后粉丝还没突破两位数。

坐在同一个位置至少10小时，半个月后肩颈腰椎全线告急

为了吸引粉丝，乔炜学会刻意编排一点直播效果，适当时间刻意倒霉、暴怒、不知所措、说些俏皮话。

他算这行中比较幸运的，到毕业那个月正好赚到3000，和他最初那份实习工资一样。

“我还不算笨，家里问在干什么，我只说靠网络挣钱。身边的同学有的找到工作，有的换城市发展，有人考研考公，别人问我，我就说在做自由职业。”

根据教育部统计，202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1000万，达到1076万，比上年增长167万人，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2亿人左右。2020年和2021年高校毕业生的灵活就业率超过16%。

乔炜每次看到媒体“就业竞争非常激烈!”之类的字眼都要深深叹气，他自己十分清楚游戏的直播生涯不知道能到哪天。

直播满6个月的时候，乔炜每个月的收入稳定在6000元，不上升也不下降，粉丝数也增长的很缓慢。

他基本上睡醒就直播，播满10个小时就休息，时间和收入都像按了暂停键。这样过了两个月后乔炜也隐隐察觉到自己有些不对，具体哪不对说不上来，在一场状态不好的直播中被人迎头痛骂一顿，那是他第一次提前下播。

“互联网会放大人的劣性和你的感受，骂你的人只拿你当作一个账号，我虽然在靠他们赚钱，但他们有时候不把我当人。”乔炜说到这儿的时候有些情绪激动。

断播是像他这样小主播的大忌。

一场崩溃过后，乔炜修整了两天，再重新上线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本就不高的人气大不如前。他准备开始重新找工作，白天整理简历出门面试，晚上回出租屋直播并等消息。

不止一个面试官直接问他：你毕业这半年以来都在干嘛？

“我没法说，也不敢说，最后憋了半天，我说在当游戏主播，面试官在我的简历上不知道写了点什么，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总觉得这个瞬间有种末日来临感，感觉我的一生就被这样宣判。”

乔炜直言，在他最难过的时期，小猫三三是他的全部慰藉。

从那之后乔炜不再找工作，当然，他也没等来任何面试的后续消息。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找回自己的状态，收入有所增长但是不多。

乔炜也想过未来该怎么办，同学里有人被裁，有人加薪无望。家里人无奈，安慰他说不想工作没关系，不如先考考研究生，他口头答应下来，直播都是在晚上，会一边考研一边挣钱，家里也算是暂时安抚下来，觉得有计划就好。

2022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人数达到了457万人。比2021年增加了80万。各大院校的总招生人数是110万人左右，这意味着将有超过300万人考研落榜。乔炜说自己身边很多同学朋友早早就回家考研考编，但至今没听说有谁真正成功上岸。

“我实在是不想回老家，先这样吧，也不太清楚自己算不算是灵活就业。有人问起时，大环境就是最好的责备对象，好在我每个月还是挣钱的。”

乔炜过年的时候没回家，只转给爸妈三万块钱作为新年礼物。

他觉得父母似乎是高兴，但好像也没那么高兴，那三万块钱对乔炜来说，实际上是偿还他们为他垫付的那一年房租，乔炜心里始终惦记着这件事。

薛子晋最害怕的事就是接到家里的电话。

在杭州做了5年自由插画师，身边人包括他自己都觉得在杭州过的很不错，能在不稳定的工作中找到稳定，不自律的生活里坚持自律，他像是自由职业里自给自足的成功模板，并且会为自己按时缴纳社保。

他认为自己最擅长的就是稳定心态，和甲方对接成功率能达到九成。觉得他已经突破最难的一道关卡，接受了自由职业不自由的终极奥义，能在现实生活中的自律自洽。

前提是没有来自家庭的质疑。

实际上按他自己来看，未来的打算很清晰，攒一笔笔钱，做一件件事，先小后大，与此同时让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过的开心。生活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其中七件他能接受，唯一也是最痛苦的，就是和家里人对未来的矛盾。

稳定，是上一辈东北人永远绕不开的话题。

薛子晋习惯将自己称为“半个自由人”，这个概念不光适用于工作，也同样适用与他的家庭关系。

“他们其实并不在乎我能在外面挣多少钱，他们在乎的核心，是人不该在外面漂着。”

薛子晋年轻的时候喜欢和家里打辩论赛，自己作为正方辩手，主要观点是：体制内的工作我做不来。父亲作为反方辩手，主要观点是：别人都能你为什么不能？而且你以为你想上就能上？

辩论打了几年也没打出结果，双方没有统一的时候，表面风平浪静私下暗流涌动。

自由职业者工作环境的整洁程度是对生活要求的体现

在东北，过年回家的沙发座位就能看出一个人家庭和社会地位的高低。

当大学老师还买了房准备明年结婚的人生幸福模板，那就坐沙发正中央；左边刚刚上岸未来可期的公务员接受七大姑八大姨的夸奖；右边一线大厂打工仔月收入按万计量被盘问买房打算。

薛子晋这种自由职业者的位置，就是沙发桌桌角边临时安插的买豆油附赠塑料小箱，仿佛和他的职业一样毫无保障。他负责随时站起来给大伙儿沏茶水，当面被说刻薄话，转身后被说更刻薄的刻薄话。

“我有时候也懒得解释，家里人经常说我不一样了，没小时候话多了，当然不一样了，我明年就30了。”

2021年公务员国考报考人数有150.4万人左右，共招录25726人，全国录用比例约为58：1，但精确到薛子晋家附近能学历对应上的岗位和单位，他就要与和400人同时竞争，收入甚至不够付他在杭州的房租。

“我也不是不愿意回家，只是感觉生活被全面降级，似乎站在家门口一眨眼十年就会过去。最为难的是我很在乎我的家人，我在乎家里所有人的看法，但没办法让所有人都满意。”

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局面。

某一天，印象里从没说过软话的父亲打来电话：“爸年纪大了，家里需要你，我也需要你。”薛子晋在接完这通电话后做好了所有的决定，他现在只想回家。

“可能我也需要有人来替我做出决定，以后或许我会后悔，但坦白来说，对于现在的生活我也有些感到疲惫。”

薛子晋预订了飞回老家的航班，考公的年龄上限是35岁，他还有六年时间，心里也暗自盼望自己考不上。他自我安慰虽然回家工作挣的钱少了，但在老家能直接当上中产，最心疼的是交了这么多年的公积金直接泡汤了。

杭州的一套小房子，曾经是他工作的动力，最后还是和他告别了。

在观察过很多自由职业者后，不难发现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无论从外表看来明显还是隐蔽，都有一味“疲惫”贯穿在其中。

他们像无法休止转动的机器，这丝疲惫就这样揉在了情绪里以及每个呼吸间。

从这个角度来说，精神内耗是这个时代的副产品，绝不是“上班”这件事本身带来的。

而自由对他们来说是相对的，得到一些就会失去一些，在失去一些外界约束后轻易到手的自由也并没有想象中的可贵，有人能够接受并与之共存，有人不能。

就像哲学家萨特说“人唯一的不自由，就是无法摆脱自由”。

（文中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