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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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蒙（元）战争时期
巴蜀枯水期石刻述论
马 琛
观风觇俗是儒家思想重要主张，与儒家礼仪化民成俗相比，它代表民意的上达，即《尚书·太誓》所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孔子亦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郑玄注“观”云“观风俗之盛衰”。四川“地狭而腴”，夷汉杂居，自古游乐之风兴盛，民俗活动丰富，文献富夥。其中，流行于长江上游四川及重庆地区的观枯水期石刻活动，留下大量题刻，保存至今。
枯水期石刻大多藏于长江中，每年冬春枯水季节露出水面，吸引当地官僚士人前去游览，他们游于江上，题咏赋诗，并镌石为纪，成为一方风俗。现巴蜀地区长江河道存留枯水期石刻众多，诸如云阳龙脊石刻、涪州石鱼石刻、丰都龙床石题刻等，存有丰富的文字图像资料。以云阳龙脊石刻为例，据不完全统计，石刻现存143幅，其中北宋8幅，南宋43幅，元代1副，明代43幅，清代17幅。宋以后观枯水期石刻风俗的兴盛由此可窥一斑。通常来说，地方物阜民安，文藻相乐，民俗活动兴盛，久享安宁的宋代四川的确如此。但南宋端平二年（1235）底，蒙古踏蜀，四川瞬间陷入战乱，“府州数十残其七八”。此后四川处于战乱状态长达四十余年。以往为学界忽视的是，部分现存枯水期石刻即产生于这一特殊时期，面临陵夷之变，四川士人仍然延续观风觇俗的活动，这为我们思考汉文化的延续提供了独特视角。
一、宋蒙（元）战争时期产生的巴蜀枯水期石刻
云阳县（今重庆市东北部）龙脊石是长江河道中一处宽8—16米的砂岩石梁，远观形似出水鱼脊。云阳县志记载：“龙脊滩，在县东三里，大江中有石长百丈，若龙脊，夏没冬现。《旧志》：‘每岁邑人游于上，以鸡子卜岁丰歉。’古谣云：‘龙状如拭，济舟必吉。龙状彷佛，济舟必没。’”自北宋时起，每年人日（农历正月初七日），邑人于梁上以鸡子卜岁，文人学士在此处宴乐，赋诗作记，刻于石上。现存石刻中，有一副刻于宋蒙（元）战争期间：
“春日融融浮霁色，山耸□□水澄碧。酒酣一关目掀髯，手挹龙头□龙脊”。宝祐甲寅岁（1254）前六日，盖春后五日也，郡将锦江黄震，喜边庭之少宽，乐民生之渐遂，偕友泛舟于此，访鸡卜故事，作诗以纪胜游。薄椽宕渠袁□龙奉命书，与会者□□慰池王文，大宁董庚、孙浮光、王士英、合阳李廷峰，学正罗酉发，宕渠□君用，侯之三英侍行，时二子亦在其行。渠州都县多来里刘□刊。
南宋宝祐二年（1254），郡守锦江人黄震因战事稍缓，民生渐甦，偕一众亲友泛舟江上。据碑文可知，同行者至少十余人，有大宁人董庚、孙浮光、王士英，合阳人李廷峰，云阳州学正罗酉发等。这是宋蒙（元）战争时期四川士人集体游览的生动事迹，他们依据当地风俗，观看石刻，问询当地民俗活动鸡卜，并作诗纪念此次出行。
枯水期石刻另一胜地在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城北），当地有枯水期观“鱼”风俗。“涪州石鱼”指刻在石头上的鱼形图案。石鱼具有物候性质，枯水期出“鱼”是丰年之兆，吸引大批乡民前往观看，并刻石留念，形成今有“水下碑林”之称的白鹤梁题刻，其中不少为宋蒙（元）战争时期所刻。
南宋嘉熙二年（1238），士人李可久携家族亲友观“鱼”白鹤梁，留下记载：“李可久偕弟光锡、光福，蒋伯禹、古廷辅来观。戊戌中春七日，廷辅之子镃侍。”记中人物均不可考，但无疑均是居于东川一代的士人。当时蒙古已攻入四川腹地，但还未及掠地涪州，类似李氏家族这样的东川大族能够结伴偕友出游，说明即使战争初期四川“府州数十残其七八”，仍生机尚存。
南宋嘉熙四年（1240），蒙军的进攻被宋将孟珙击退，蒙军汪世显开始在利州屯田，此后战事进入拉锯状态，宋军于四川东南部即夔州路、潼川府路南部沿江因山设险，构建山城防御体系，四川军民即栖身东川山城之中，观涪州石鱼风俗得到延续。南宋淳祐三年（1243）冬，涪州郡守率领幕僚观看涪州石鱼。是年石鱼因已五年未现，张霁一行声势浩荡，刻石留名官员达17人。数日后，石鱼再出，乡人奏报张霁，再次请他前来观看，石刻记载：
山西张侯来镇是邦，癸卯甲辰，鱼出者再，邦人皆谓前所罕见，屡书以识其异。忠南郡幕开汉王季和偕所亲张文龙，郡斋益昌张申之，郡斋奉节王建极侍太守来观，腊月念肆日也。
此次由乡人奏报，邀请郡守前来观看的行为，未免有粉饰太平，为郡守节镇歌功颂德的嫌疑。但乡贤与官员同游，可以想见当时官民同乐，畅想来年丰收的盛景，亦不失为一桩美事。该年，两淮战场上屡胜蒙军的余玠入蜀主持战局，四川上下对未来均充满希冀，这种乐观态度在石刻内容中有所反映。
南宋淳祐年间刻石还有两例，一例为南宋淳祐八年（1248）：“大宋淳祐戊申（八年，1248）正月，石鱼呈祥。郡守庐陵邓刚季中，率通判江阳何行可元达同观，望日谨志。”另一例为南宋淳祐十年（1250），知涪州赵汝廪到访，留下赋诗一首：“预喜今禳验石鳞，未能免俗且怡神。晓行鲸背占前梦，瑞纪龟陵知几春？拂石已无题字处，观鱼皆是愿丰人。片云不为催诗黑，欲雨知予志在民。”诗中流露出的赵汝廪对这一风俗的态度十分令人玩味，赵汝廪是四川朱子学传人，服膺理学，不免认为观“鱼”是沾染神鬼之说的落俗行为。但观“鱼”风俗寄托着美好的意愿，从“愿丰”“志在民”等字眼可知，赵汝廪觉得“怡神”的原因，在于该风俗与为民祈福有关，是士大夫心系百姓之举。这可能是战事百忙之中，四川官员仍然坚持参与这一风俗的原因。
南宋宝祐二年（1254），涪州石鱼也相继出现两次，吸引知涪州刘叔子两次前往观看，留下两处题刻，且内容丰富，附有题诗。第一次为刘叔子与儿子刘从龙偶然到访，机缘巧合下看到石鱼，落款“二年春王正月，男贡士从龙书”。第二次是官方行为，应当地政府邀请前往观看，因此刻石内容中充斥着歌功颂德奉承之语，云“石鱼之出，占岁事之丰，以岁事之丰，彰太守之贤尚矣”。与淳祐三年张霁观“鱼”的情形颇为相似。
南宋宝祐六年（1258）的一则题刻则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游览资料。当年，军事判官、昌元（今属重庆市荣昌区）人何震午与诸位僚佐一同观看石鱼，并于当日游览石鱼对岸的黄庭坚遗迹，留题刻曰：
宝祐戊午正月戊寅，军事判官昌元何震午季明，知乐温县燕国赵兴珞思复，纠曹宕渠袁逢龙清甫，理掾古渝杜梦午南卿，文安王垓子经，汴阳向大源清夫，观石鱼之兆丰，拂涪翁之遗迹，亦一时胜游也，濡笔以书。
北岩伊川祠与涪州石鱼仅一江之隔，且具舟楫之便，相传早在北宋元符二年（1099）黄庭坚过涪州时，便于一日之间游览两次胜景，今白鹤梁有“元符庚辰涪翁来”七字。《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于其下考证云：“会太史黄公自涪移戎，过其堂，因榜曰‘钩深’。按此题名七字，盖同时所书也。”尽管学界已有明确论证，“元符庚辰涪翁来”七字是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至嘉定十三年（1220）间后人仿作，并非黄庭坚真迹。但这条题刻证明，晚宋时期，当地早已形成“北岩—白鹤梁”一日两地联动游览路线，而北岩伊川祠正是宋蒙（元）战争时期北岩书院的院址所在。北岩书院由知涪州赵汝廪于南宋淳祐十一年（1251）恢复重建，知名学者阳枋曾讲学于此，传播易学与朱子理学。从这次出游来看，书院不仅具有祭祀、讲学功能，还具有游览景观性质，不愧为“晚宋战乱时代维系一方斯文的精神家园”。
二、宋蒙（元）战争时期巴蜀枯水期石刻的意义
枯水期石刻展现了战时社会中的士人生活的一个侧面。宋蒙（元）战争使四川社会面临的严重浩劫，面对敌军屠戮和劫掠，蜀中士民纷纷逃亡出川，留居蜀中者多为投靠无门的底层人民和“临难不苟免”的士人。位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士人主要以泰然处之的生活态度示军民以裕如，坚定军民蜀中可守、抗蒙必胜的信念。他们寻隙游玩，留下诸多游览事迹。如南宋淳祐六年（1246）暮春，何光震、蒙化龙同游鹤鸣里清凉寺仙人洞。据《（万历）合州志》，何光震、蒙化龙均为合川人，何光震为淳祐元年（1241）进士，蒙化龙为淳祐四年（1244）进士。再如与东川接壤的湖北恩施县通天洞中宝祐元年摩崖石刻，为潼川人王次畴浏览所留。王次畴宝祐元年任施州知州，当年春，其携家人、友人、僚佐同游恩施通天洞。这些记载与枯水期石刻一样，均是战争时期四川留守士人的生活缩影。
当然，囿于人力、财力，石刻多为官僚或大族所留，大多数士人在游览后并未形成题刻。如南宋淳祐十年（1250），前往观看石鱼的还有涪州士人熊文稷。熊文稷生活于涪州，他在游记中写到出行缘由：
其地于淳祐十年石出双鱼，余与作九兄每于菜圃蹲地删草，语及之，未始不心艳其异。庚子如月，买舟次其地，江村野路，莫不红芳绿暗，而一种灼灼夭夭之致，更笑傲春风。青莲云“岸夹桃花锦浪生”，其谓此耶？于是舍舟登岸，偕白衿少年三五沿沙迹土，盖欲乘桃放芳辰，一穷石鱼异碛。
引文涉及山城中士人的生活场景，熊文稷与友人均亲自劳作，躬耕食力，这固然与宋代新儒家伦理的提倡有关，但更多恐怕是战时社会物资短缺的必然要求。不过，他们也并未因此放弃士人阶层观风觇俗的游览风气。熊文稷听闻“石出双鱼”，便行舟前往，一穷“双鱼”之貌，并一路歌咏所见风物。
枯水期石刻还反映了四川汉文化的延续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蒙元虽然征服四川大部，但士人所代表的汉文化却未因此中断。白鹤梁题刻中现存一则蒙文题刻，音译文为“阿弥图土萨塔”。黄节厚认为可能系元代西川副统军刘思敬征服四川时所刻，虽然论证均为推测，不足以信服，但这无疑是蒙元受到汉文化风俗影响的印记。
入元以后，云阳县龙脊石刻有一刻于元至元二十九（1292）年间的石刻，说明当地人日卜岁、观赏石刻的风俗为元人继承，该年前来游玩者有州官、学官、举人、吏员等。
同样，涪州观石鱼风俗也在元代延续，存留数条元代石刻。如元至大四年（1311），万州知州安固携僚属观石鱼，留题刻云：
皇元至大辛亥十二月，奉训大夫、夔路万州知州、兼管本州岛诸军奥鲁、劝农事安固，奉省檄整治各路水站、赋役事毕，偕忠翊校尉、同知涪州事咬寻进义，副尉涪州判官杨辉敬，谒伊川先生祠，因观石鱼。中旬三日聂文焕谨书。
此次游览时间并非节日，而是公干之余的一次日常游览活动。这条游览路线，正是宋代形成的“北岩—白鹤梁”一日两地联动游览。此外，安固、咬寻进义拜谒伊川先生祠，不仅说明伊川祭祀在元代并未中断，还证明元代伊川祠继续发挥兼具祭祀与游览的功能。再如元至顺四年（1333），奉议大夫、涪州郡守张八歹慕名率幕僚前往观石鱼，目睹有人用木刻鲤鱼，系上柳条放于江中祈福，留下木鱼依柳石刻。
三、结语
传统史学往往关注重大历史事件，战争时期的历史记载均侧重决定历史进程的重大战事和重要人物，而忽略战时状态下仍然存在的日常生活。事实上，普通民众在历史进程中经历的日常事情才构成生活的常态，战争时期产生的枯水期石刻正为我们研究传统史学忽略的普通士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丰富资料。中国古代传统士大夫向有观风觇俗的习惯，这一行为除了“观风俗”，更为深层的内涵是察兴衰、观世运，寓乐于民，休戚与共。宋代四川观枯水期石刻的风俗在战争时期仍然得到延续，生动证明四川士人绵延国祚的期望和治世情怀的坚守，他们留守四川，践行汉文化，以一种裕如的心态立足战时社会，这既是四川抗蒙（元）战争能够坚持多年的原因，也是汉文化得到传承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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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 琛（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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