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金融支持包容性”圆桌会议上，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普惠金融和包容性发展”“数字化绿色与公正转型”等主题展开热议，共同探索金融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这场会议上，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首度提出了“全流程普惠金融”的新概念，并介绍了中国构建全流程普惠金融金融体系的四个环节——政策、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基础设施。陆磊表示，普惠金融支持不是“从井救人”，而是实现双赢。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提出，要维护和推动普惠金融和包容性发展，应改进中小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和监管，使他们保持健康。

“有一些基层银行、农村信用社，脑子里想的不是面向基层，而是想找大项目，再加上一些公司治理、监管上的问题，有些大股东挪用金融机构资金造成巨大风险，对普惠金融造成负面影响。”周小川坦言。

周小川认为，要进一步考虑资本市场发展对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包括推进研究一些新的产品，使得中小企业能够更大程度地利用资本市场。另外，仅靠原始资本积累是不足以发展普惠金融的，任何企业要想业务得到充分发展，都需要筹措、充实资本金。“只有逐渐充实资本金，风险才能够降低，杠杆率才会下降。”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则着重提到了金融服务的数字鸿沟问题。“对此可以做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健全优化政策的扶持体系；第二，加大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建设；第三，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投身普惠金融，增加金融供给。”张晓慧说到。

陆磊：普惠金融绝非“从井救人”

“我国在构建形成政策、机构、市场、基础设施的全流程普惠金融体系上，初步形成了比较好的实践范式。”

陆磊介绍，普惠金融在各国实践中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受众层面，不仅应该包括农户和农业生产者，还应该惠及在规模、成长阶段上处于相对弱势的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二是供给层面，不仅应该以普惠金融机构为主体，还应该构建形成政策、机构、市场、基础设施的全流程普惠金融体系。

陆磊表示，普惠金融支持不是“从井救人”，而是实现双赢。

基于这两方面，陆磊提出了“全流程普惠金融”的新概念，并介绍了中国构建全流程普惠金融金融体系的四个环节。

第一，政策方面。关于全流程环节中的政策顶层引导方面，陆磊表示，其中国主要做法是通过政策支持金融机构对农户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进行相关引导，特别是疫情以来，针对暂时遇到困难的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加大对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投放。

“信用贷款不需要抵押、担保，更能切中一段时间以来相对处于缺乏资产、缺乏市场信用的经济主体的需求。”陆磊介绍，表示。同时，加大对中小微企业中长期融资的支持力度。

去年下半年，两次全面降准接连落地，释放长期资金约2.2万亿元。数据显示，2021年，新发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4.93%，比2020年全年水平下降22个基点。“这些支持性的政策，所造成的效果，肯定会在货币层面、信贷层面形成扩张。”陆磊说。

陆磊强调，当前，中央银行的核心工作是保持货币稳定。他表示，在过去的1到2年，相对较低的通胀、货币稳定与支持中小微型企业，这两项政策目标已同时得到实现。

第二，金融机构方面。陆磊认为，普惠金融机构的发展壮大，机构是主体，是由它来提供包容性增长的金融服务支持。它们在持续推动普惠小微贷款的量增、降价、扩面，发挥了比较好的作用，支持了农户、稳定了企业、保障了就业。

陆磊着重提到了农村金融机构在发展普惠金融中起到的重要价值，“农村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信社，在服务中国的县域经济发展、支农支小方面作出了比较明显的贡献。去年每万亿亿元人民币涉农贷款能够创造0.19万亿元的农业增加值，而每万亿元的商业型贷款能够创造0.59万亿元全社会的增加值。”

第三，金融市场方面。陆磊表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实质就是通过分层、分类，汇集中小、初创和科技型的市场主体，畅通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当前，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不同的板块，充分体现了资本市场的包容性和服务的精准性，是资本市场支持中小微型企业科技创新的普惠金融模式。

第四，基础设施方面。陆磊表示，普惠金融供给的高成本和需求信息的不充分，是持续存在的技术性难题。“从中国的实践来看，金融的数字化有利于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和信息的不对称性，实现智能化获客和风控管理。”陆磊介绍，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普惠金融的覆盖面，金融服务的种类和数量都可以实现前所未有的突破。

“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是世界性难题，也仍然是需要持续追求的目标。”陆磊表示，“向难以在正规金融市场上获得贷款或者其他金融服务的主体，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并针对其经营的痛点、难点问题，助力其增长且形成现金流回报的能力，是包括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以及金融科技永远的社会责任。”

周小川：需要改进中小金融机构公司治理

周小川着重分析了技术、资本市场以及ESG三个方面对于普惠金融的意义和作用。

首先，周小川提出，IT技术、通讯技术的发展把金融服务特别是服务于小微企业、居民、贫困群体的金融服务的成本大幅度降低，数据的存储计算等成本大幅下降。

但是与此同时，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周小川指出，普惠金融的服务成本，主要包括IT成本、人力成本以及风险成本，而人力需求的大幅下降对于银行线下网点结构的转型带来了巨大挑战。

“对于这个巨大挑战，银行可能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目前来看，人力成本占比很比较高，但实际上涉及普惠金融的数据处理、业务处理基本上大量都自动化了。”周小川说到。

第二，周小川提出，资本市场的发展对普惠金融其实起着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下一步要进一步考虑资本市场发展对普惠金融的作用，资本市场不是只针对大型企业的。另外，大家也在研究一些新的产品，让中小企业能更多利用资本市场。”

在周小川看来，目前中国企业的原始资本积累不够，资本金的缺乏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借贷过多、杠杆率过高，只有逐渐充实资本金，也开始风险能够降低，杠杆率下降，业务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

“最近中国市场上有一些不健康的公司出现高杠杆率、倒闭，很多都是跟资本金不足有关，同时虚假玩弄资本，有的说是资本盲目扩张，其实就是缺资本以后弄了一些假的资本，结果没有风险损失吸收能力，一搞就出了问题。”

第三，ESG对于普惠金融将来会有重大的意义，这其中涉及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治理问题。随着ESG的发展，收入分配、扶贫一定会得到关注，普惠金融会得到一定的重视。

最后，关于科技发展之后是否还需要基层银行。周小川认为，这当中存在争论，如果基层银行发展效果好，当然会让普惠金融的对象得到支持；但实际上，基层银行发展当中也有不少“头疼”的问题。

“有一些基层银行、农村信用社，脑子里想的不是面向基层，而是想找大项目，再加上一些公司治理、监管上的问题，有些大股东挪用金融机构资金造成巨大风险，对普惠金融造成负面影响。”周小川坦言。

对此，周小川建议，要改进公司治理。他同时指出，中小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存在问题，并非由于需要补充资本金而没有渠道、缴税太多没法自我补充，或是没法利用资本市场补充资本等原因，多数是因为资产负债表质量下降、出问题的贷款核销后导致资本充足率不及要求。

周小川认为，维护金融稳定，改进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和监管，让他们保持健康，也是维护和推动普惠金融和包容性发展的一方面。

张晓慧：普惠金融可解决数字鸿沟问题

“尽管我们的普惠金融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还是有金融服务的数字鸿沟。”

所谓金融服务的数字鸿沟，张晓慧指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数字鸿沟会阻止弱势群体获取正常的金融服务，比如老年人不会用互联网，他对使用数字金融的产品服务的能力相对比较弱。

第二，数字鸿沟会降低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获得感。跟小微企业相比，大中型企业数字化金融储备往往是充足的，而小微企业的数字转型智能升级和融合创新的能力会比较弱，数据要素跟算法模型开发的投入往往也显得非常不够。往往大中型企业从数字金融当中得到的数字红利，对这些小微企业来说是望尘莫及的。

第三，数字鸿沟会增大区域之间的数字金融服务的差距，东部地区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对周边资金的虹吸效应被进一步固化，农村和城市之间其实也存在着金融的数字鸿沟。

第四，数字信息的这种安全风险，客观上为机构提供了利用市场支配地位去实施垄断行为，通过算法其实部分消费者、滥用交易当中的支撑数据，所以会加大金融数据的安全风险。

张晓慧认为，大力发展数字金融，将有效提升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和商业可持续性，帮助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同时，要健全优化政策的扶持体系，加强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建设，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投身普惠金融，从而增加金融供给。

（本文首发钛媒体App，作者｜蔡鹏程）